除了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堆集如山的货物、货厢，以及巨大的轮船外，在码头上还奔跑着大量的载重汽车。这些汽车，要么是送货来的，要么是拉货走的。除了汽车之外，港口里还有一条铁路，同样有几节火车车厢在正这里装载矿石，这些来自南美洲的铜矿石，是武爱华资源进口中的重点品种。铜，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。而中国，则是铜矿贮藏量较少的国家之一。
农业部长晏阳初带领的农业部官员，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农村建设。说起来，新民国任命的部长里，晏阳初的任命也许是最为恰当的，因为，晏阳初本人，就拥有“中国平民教育家”和“乡村建设家”的称号。这位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的农业部长，年轻时就读香港圣保罗书院（香港大学前身），后转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政治经济，191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，又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，后来又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，以表彰他在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。
1926年始，晏阳初开始在河北正定进行了长达10年的乡村平民教育试验，并长期担任“中华民平教育协会”总干事。
晏阳初认为，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“贫、愚、弱、私”四大病，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，先教识字，再实施生计、文艺、卫生和公民“四大教育”，培养知识力、生产力、强健力和团结力，以造就“新民”，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自卫、卫生和礼俗“六大整体建设”，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。
不得不说，晏阳初还真的切准了中国问题的“脉搏”，问题是，历史同期政治的黑暗与及内忧外患，让某个上位者即便认同晏阳初的理念，也无法在中国进行大范围的实施。
听到梁漱溟盛赞闽省农村建设之好，引起了晏阳初的极大兴致。要知道，梁漱溟本人也是乡村建设专家，与晏阳初算是“志同道合”之人。
只不过1949年之后，梁漱溟留在了大陆，而晏阳初则先后到台湾、美国等地，20世纪50年代起在菲律宾、泰国、危地马拉、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协助其建立乡村促进会，并长期担任联合国相关事务的“顾问”。
闽省的乡村，为晏阳初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，对比他的“四大教育”，也许闽省乡村做得还不够好，但闽省的乡村建设早就超越了晏阳初的主张。
譬如乡村平民的“生计”，晏阳初的手段就远没有武爱华的手段全面。对于了无生计的农民，闽省为其提供了广阔的“就业”机会，只要有把力气，就不愁生计，对缺劳力的贫病家庭，地方政府尽可能为其寻找适合的工作并给予最低生活保障。
譬如文艺，戏曲、歌谣、棋牌、庙会、舞狮等丰富多彩，而且其中还注入了很多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容。
譬如卫生，武爱华推行的每个乡镇至少一个初级卫生院，每个行政村至少要有一个医务室的卫生建设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武爱华尽可能利用原有乡村中医师的作用，政府引导、指导他们，并给予适当的补助，让其担任起村镇卫生工作；这些卫生工作，还包括移风易俗和环境卫生的改善、饮水条件的改善等。
至于公民，武爱华实行的“村民自治”，大大地提高了民众的公民意识、参与意识以及自我教育意识。
此外，晏阳初最为注重的平民教育，虽然闽省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不过70%左右，但学校的覆盖率却达到了100%；只要儿童及其家长愿意，儿童可以一直读下去；小学学费本就很低，如果家里贫困，还可以申请免除，各地小学不能因为学生交不起学费而将学生推出校门，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，校长立即就地免职，而老师极有可能被吊销执教资格。
闽省已经在各地推行“教师资格证书”，凡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并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，每月将会有3元的育才津贴，这部分津贴并不是由政府发放，而是由闽省教育促进会发放。而这个教育促进会则是由美华集团与“和牌贸易公司”投巨资设立的教育发展基金管理组织。
再说是晏阳初提出的“四大病”之首的贫困，在闽省，基本上找不到赤贫的人。即便有那种赤贫的人，也是乡村里被民众所看不起的“二流子”一类的人，因为，他们挣两个钱就跑去赌博或喝酒去了，从来不知存钱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富得起来？
在闽省，中国农村普遍可见的茅草房基本被大瓦房所取代；一些条件好的村庄内部道路已经硬化，其他没有硬化的村庄，道路也经过整修。
在农业生产方面，闽省政府采取政府投一部分、地主及自耕农出资一部分、普通农民投工投力的方式，兴修了很多水利设施，整个闽省，基本上能做到旱涝保收。初时，有的地主不愿意投资，政府并没有强求，但水利设施修好之后，地主也不能享受其带来的益处。如果要享受？也可以，一是等投资人享受之后，才能轮到地主；二是想放一田水，其费用至少是一亩收成的四分之一，其费用相当昂贵！更有恶霸地主想要用强，可是，在国防军强大的专政力量面前，地主的几个狗腿子又算得了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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