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卷扬帆于大明朝野
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八，宣府镇守太监高起潜被锦衣卫骆养性指挥使亲自缉拿。
初九日，宣府衙门张榜告示，欢迎宣府军民举报高起潜不法之事，但有冤屈，一定秉公处理。
墙倒众人推，更何况高起潜这些年确实犯下许多罪行。
一时之间，宣府、大同、山西等地民情汹涌。军户、边民争先恐后举报，好领取总督衙门五斗大米的奖励。
秦浩明所作所为跟谦谦君子似乎不搭边，连诱之以利的方式都使用出来。
初十，高起潜受刑不过，招供脏银计三百三十万两，房产五处，出乎众人意料。
十二日，宣府衙门共处理民讼三百二十起，有实据一百五十起。总督衙门接受军事案件一百三十起，证实八十七起冤屈。
十三日，大同、介休、太原陆续传来晋商招供，高起潜插手矿山经营。
证据送呈总督府，秦浩明欣喜若狂，此乃大忌，可谓铁证如山。
镇守中官有权在辖区替皇室采办土物贡品，同时乘机搜括敲剥，但非特命不得参与地方赋税钱粮的徵收及矿山的管理。
至此，高起潜贪赃枉法、行事跋扈的初步罪证确凿，民愤极大。
特别是各地边关重镇也传来当地镇守太监插手民事，更是令舆情哗然一片，热议纷纷。
大明律令规定，镇守中官有权过问地方司法事务，并与抚按定期录囚，却不得自行受理讼事。
大明诉讼由地方里老、县府、按司、巡按御史受理，按律不得越诉。
但由于镇守中官有安民防寇之责，于官民军匠间恃强凌弱、起灭词讼之事皆得预闻，因而多有直接受理讼事、径自处置者。
当日，五省总督秦浩明快马密疏崇祯皇帝：“词讼起于不平，听断各有所司。
现各处镇守太监，不务固守城池，抚安军民，以尽其职。
如高起潜之流，顾恃官高，往往滥受民讼，或嘱令枉断，或差人提取而骚扰官民。
甚至视所赂之多寡而断所讼曲直，导致刑罚不公，善良被害。
宣大非南直隶、京畿等繁华之地，民穷户困，生活不易。
然高起潜彼一太监，无儿无女，在宣大任上，得银三百三十万两，房产五处，尽是豪宅大院，令臣惶恐汗颜。
此皆民脂民膏，其数字后面，有多少百姓家毁人亡、妻离子散，臣不敢细思。
因此，肯请今上移文各镇守太监等官，自后不许干预词讼，仍榜禁军民人等。
果有不平，理应循序赴诉所辖官司，不得辄诉镇守官处，违者治罪。
臣秦浩明叩首顿拜今上。”
同时，附上高起潜的银票和房产地契，及所有的证人证词。
但唯独没有咨询对高起潜和其他镇守中官的处理意见，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，心中坦荡而无私。
与此同时，宣大边镇随着高起潜的落马和晋商的事情，闹得下面军官和富户士绅四处奔走，打探接下来的时局发展。
可是秦浩明和宋贤这两位宣大的最高军政长官，非常有默契的托病不见任何人。
众人才意识到事情有些麻烦，没有宣大两位大佬的明言，他们一时间真不知如何自处？
虽然他们在朝廷拥有着庞大的关系网，可这些平素里引以为豪的关系网，在一把把闪着寒光的钢刀和长枪面前，就像清倌人的那张膜，脆弱得一捅就破。
烈日当空，道路两旁，接近成熟的谷物热得弯下腰，低着头。
蚱蜢多得像草叶，在小麦和黑麦地里，在岸边的芦苇丛中，发出微弱而嘈杂的鸣声。
天气越来越热，虽有兰州大水车昼夜不停汲水浇灌，但还是没有大自然的雨水来得那么普降甘露。
靠近水源的田地庄稼长势喜人，远离的则麦穗空瘪，收成受到影响几成必然。
大旱往往伴随蝗灾，有所谓旱极而蝗、久旱必有蝗之说。
按照宣大目前的情景，委实不得不防。
巡抚宋贤对于官场斗争避之如虎，但对于民事方面，应该说还是比较称职。
“秦督，今年的蝗灾可以预见，不知您可有什么方法？”
窗明几净的总督大厅，宋巡抚问道。
对这个年纪比他小很多的总督，他现在可谓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自叹不如！
纵观其所为，勇斗晋商，扳倒高起潜，整治宣大官员，其手段狠辣，行事稳健，作风严密，哪里像一个刚入官场的毛头小子？
抱着能者无所不能的思想，现在连如何防范蝗虫也问计于他。
秦浩明苦笑，他哪里知道如何防范？后世有农药，有飞机喷洒，方才解决问题，现在……
不过这属于自己的工作范围，从环境角度看，蝗灾主要是由干旱灾引起的。
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干旱的环境对蝗虫的繁殖、生长发育和存活有许多益处。
一方面，在干旱年份，由于水位下降，土壤变得比较坚实，含水量降低，且地面植被稀疏，蝗虫产卵数大为增加。
另一方面，干旱环境生长的植物含水量较低，蝗虫以此为食，生长的较快，而且生殖力较高。
“宋大人，组织百姓、富户大量喂养鸡鸭，每万亩田地饲养五千只，长大后，宣大总督府负责收购。
甚至，对于有困难的百姓，可以由官府提供银两，事后再结算。
至于其它的思路，本督暂时没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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