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军队的指挥与调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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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制都是在皇帝之下“三权分立”：行政权、军事权、监察权并列。正如元世祖忽必烈说的：中书省（最高行政机构）是我的左手，枢密院（最高军事机构）是我的右手，而御史台（最高监察机构）是我用来医治这两只手的。
即使是军事权直接归皇帝管辖，仍然不能使皇帝放心。因此还需要将军事的权力再加分解，让它处在重重的相互监视之下，即使是降低军事机器的运转效力也在所不惜。于是形成了历代复杂的军事指挥与调遣制度。其主要的原则大概有这样一些：
将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分离，
将军队平时的组织训练权与战时指挥权分离，
将军队的人事权与军队的指挥权分离，
将战区的指挥权与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离。
1、文武分途
中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处在部族国家阶段，各级贵族掌握政治权力。周天子以下的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各级贵族分封于各地组建国家，号为“诸侯”。周天子的朝廷有公、卿、大夫等贵族主持朝政，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依*卿、大夫等贵族执掌政务，分工有管军事的司马，管司法的司寇等，但这些贵族各自有封地、采邑，全都世袭职位，号为“世卿世禄”。
卿有上、中、下之分，大夫也有上、下之等，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文、武官职分类，平时在朝处理政务，有些被天子或国君指定为执政，统揽全局；在战争时期一般卿受命为“帅”或“将”（都是指挥的意思）领军出战，据《公羊传》解释，如果领兵的贵族地位高、而且军队规模大，就称之为“帅”；如果领兵贵族地位高而军队规模不大，就称之为“将”。由于上卿经常领兵，因此也尊称为“将军”。临战时将、帅会分派大夫为“尉”、“御”、“右”等战术指挥职务。
战国时期原来的旧氏族贵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，以原来的“士”为主体壮大起来的新贵族全面执掌各国政务。比如秦国实行二十等军功爵位制，建立起新贵族等级制度。这些新贵族并没有世袭地位，他们的贵族地位来源于他们对于国王的效忠与文治武功，他们的封地只是他们俸禄的补充，他们的爵位称号也与过去的不同。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和过去的贵族一样，在朝执政，出朝领兵。
随着各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，新贵族向职业官僚转化。同时由于战争日益频繁，作战的规模和地域不断扩大，作战时间不断延长，作战形式日益复杂，而士兵成分也多样化，需要有专职的军官担任指挥。原来只是临时战地指挥员的“尉”逐渐成为专职的军官。
到战国末年，各国都建立职业军官体系：“尉”为武官的统称，指挥一“部”军队的为“部尉”或“校尉”，另外县有“县尉”，郡有“郡尉”，为当地的司令官；以上有“都尉”，可以指挥某一战区或战役方向；朝廷设立“国尉”（或尊称“太尉”），相当于军队的总司令，与丞相平级。秦国后来还设立卫戍京城的“中尉”，警卫宫廷的“卫尉”等专职武官官职。
虽然职业军官系统已经形成，但当时仍然保留以爵位表示级别的惯例，“将”主要是指战地指挥官。
比如商鞅是以“左庶长”的身份主持变法，这是当时秦国的第十级爵位称号。4年后他因主持变法有功被提升为“大良造”（第十六级爵位），并领军围攻魏国的安邑（今山西夏县）。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被任命为“将”，领军进攻魏国。他设下圈套，骗过去的老朋友、魏国的将军公子卬到阵前来与他叙旧，活捉了公子卬，然后乘机大举进攻，打了个大胜仗。于是被封为最高爵位“列侯”，封商於地方15“邑”。
秦国名将白起，在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，“將而击韩之新城”。获胜后爵位升至“左更”（第十二级爵位）。第二年又为“将”，指挥秦军与韩﹑魏两国联军在伊阙大战，斩首24万，还俘虏了联军统帅公孙喜，攻取5座城池。于是被任命为“国尉”。下一年爵位升至“大良造”，再次指挥进攻魏国，攻取大小61座城池。以后连年进攻魏、赵、楚国，迫使楚国迁都。秦国将楚国原都城郢改为南郡，封白起为列侯，号“武安君”。长平大战，白起又被秘密任命为“上将军”指挥最后决战。后来白起因与当时的丞相应侯范睢有矛盾，被免去官职与爵位，降为“士伍”（平民），最终被迫自杀。
又如赵国名将赵奢因在公元前269年的“閼与之役”中战胜秦军，被封为列侯，号“马服君”；另一个功臣许历为国尉，两人得以与廉颇、藺相如同位。
秦军军官出征时往往是以爵位来表示级别，如公元前260年，“左庶长”王齕进攻韩国上党。第二年秦国又使“五大夫”王陵攻赵国邯郸。
战国末年各国逐渐直接以武官的官职来表示级别，“将军”除了表示是战地指挥官的意思以外，也可以直接来表示级别。职业军官制度已经完全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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