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越来越多的指责，李弘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
我们为了实现制衡之策努力了近一年时间，但事实证明我们失败了，我们没有制衡的实力，社稷也好，北疆也好，危机都没有得到缓解。建立晋阳朝廷是我们继续拯救社稷的唯一办法，有了长公主和晋阳朝廷，我们才能聚集各地州郡的力量，共同勤王兴国。而正是因为有了各地州郡的力量和援助，北疆才能摆脱危机。现在无论是长公主还是晋阳朝廷中的大臣们，谁也没有说要放弃北疆，你们胡乱猜测干什么？朝廷刚刚建立，需要的是上下齐心，群策群力，而不是互相猜忌，互相挚肘。
此事不要再说了，个人把自己的事做好。社稷振兴了，什么都有，社稷倾覆了，北疆也无法独存。等过一段时间，朝中诸事逐步走上正轨，朝廷的威力显现出来了，你们的疑虑也就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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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傅府。
太傅刘虞对长公主不愿迁到晋阳之举非常赞赏。现在国家危难，北疆穷困，百姓饥寒交迫，哪里还有钱兴建宫殿？能省当然要省了。能不能振兴社稷不是靠豪华的宫殿，而是靠大臣们的齐心协力和将士们的浴血奋战。如果帐篷中的晋阳朝廷能挽救社稷，未尝不是一件青史留名的事。
财赋的极度匮乏是晋阳朝廷急需解决的事，为此，太傅刘虞召集长公主府的丁宫、陈纪、卢植，监御史府的韩馥、蔡邕，护田中郎将府的赵岐等大臣齐聚太傅府议事。
一帮老臣坐在一起，回想起过去在洛阳的岁月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逝去的岁月里的确有很多值得怀念的地方，大家闲聊时，喜笑颜开，非常高兴，但一等说到正事，立即唇枪舌剑、剑拔弩张，先前融洽的气氛荡然无存。
冀州连续两年没有上缴赋税了。在这两年里，冀州只有沿黄河的部分郡县遭受了一点灾患和战祸，基本上可以算是丰收。冀州的流民大部分被赶到了北疆和幽州，赈济十分有限，虽然去年骠骑大将军远征塞外、今年讨董联盟攻打洛阳，冀州都提供了大量的钱粮，但冀州提供的这个钱粮是有限度的。按照刘虞和袁滂等人的估计，冀州这两年至少应该上缴朝廷十亿钱的赋税。
袁滂过去是大司农，对这个事非常清楚，所以他提出冀州应该立即给晋阳朝廷上缴赋税，至少要上缴一年的，也就是五亿钱的赋税。
韩馥的态度出乎大家的意外，他一口否决了。韩馥说冀州没钱，赋税都用掉了。刘虞和袁滂立即反驳，两人扳着手指头给他算帐，算来算去，扣掉韩馥所说的，冀州至少还有六七亿的财赋存余。韩馥坚决不承认冀州有这么多钱，又说朝廷拨给北疆的三亿钱赈济，骠骑大将军已经答应不要了。
袁滂很生气，说去年朝廷拨给北疆和幽州的赈济你没给，今年你又不给，那冀州的赋税哪去了？还有，骠骑大将军答应不要那笔钱，是因为当时骠骑大将军急于向冀州回迁灾民，是迫不得已答应你的。如今骠骑大将军已经把北疆军政全部还给朝廷了，现在是朝廷向你要钱，你不但不给，反而拿骠骑大将军来做挡箭牌，你什么意思？
袁隗让韩馥出任冀州牧的时候，袁滂也是极力赞同的，谁知道现在手握大权的韩馥竟然无视晋阳朝廷，无视他们这些老臣的权威。袁滂愤怒了，拍案而起。
其他老臣对韩馥的态度也非常吃惊，纷纷出言指责，只有卢植静静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。
过去在洛阳，韩馥不过就是尚书台的一个尚书，和在座这些三公九卿级别的老臣相比，无论是权势还是官阶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。老臣们一直以为韩馥会尊奉长公主和晋阳朝廷，会对自己的命令言听计从，谁知道却是这样一个结果。阻碍振兴社稷大业的不是李弘，却是他们最为信任和放心的韩馥。这让他们无法接受，脸面上也很难堪，言词渐渐尖刻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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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这些赫赫有名的国家重臣的威逼，再加上袁滂不停地提到袁隗，韩馥心里愧疚，不得不说了实话，冀州牧府的确没有这么多赋税，冀州五成的赋税都在袁绍手上控制着。
冀州有九郡，最大的就是渤海郡。渤海郡人口最多的时候，曾经达到一百一十多万，它的的赋税收入一直占据冀州总赋税的两成左右。从中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黄巾军起事开始，中山、常山、巨鹿、赵、魏郡、甘陵等六个郡国因为靠近太行山，遭到了连番战火，只有渤海、河间和安平三郡国幸免于难，一直安稳无事，所以这几年冀州赋税主要靠渤海这三个冀州东部郡国提供。
太傅袁隗非常清楚冀州对讨董大业的重要性，为了保证讨董大业能在袁阀的绝对控制下，他在安排韩馥出任冀州牧的同时，也更换了渤海、河间、安平三郡国的太守，力争袁阀最大程度地控制冀州。毕竟冀州牧权力太大，如果韩馥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，那讨董大业就很难成功了。不过，他对这样的安排还是不放心。袁隗放弃参隶尚书事后，董卓随即就以天子命让袁绍出任渤海郡太守，让袁术出任后将军，这显然是袁隗和董卓之间的一次交易。袁隗为了讨董成功和袁阀自身的安全，最后还是决定让袁绍亲自主掌冀州的渤海郡。这样一来，袁阀牢牢控制了冀州的渤海、河间和安平三个郡国，控制了冀州的命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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